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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，决定了煤电在中欧之间角色的差异。在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观察煤电“复苏”，利用率是比装机量更有意义的指标。▲德国电力公司RWE在2022年6月重新启动了三座火电厂，应对不断飙升的能源价格。图片来源：Jochen Tack / Alamy一年前，俄乌战争爆发，国际能源市场随即陷入动荡，长久以来依赖俄罗斯廉价天然气的欧洲大陆由此陷入能源危机。飙升的能源账单将影响传递到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，加剧了后疫情时代欧洲各国的经济衰退风险。压力之下，德国、奥地利、荷兰、意大利等欧洲多国重启废弃的煤电厂，这一信号令很多人担忧：一直扮演着低碳转型领头羊角色的欧盟，在遭遇能源挫折后是否还能遵守气候诺言？最近一些机构的研究表明，由于用电需求的下降以及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装机的激增，煤电在欧盟电力结构中的占比并未显著增加。而且随着转型速度的加快，有机构甚至预测今年欧洲的煤电和燃气发电量可能会大幅下降20%。和欧盟类似，过去一年，中国同样遭遇了能源转型的困境：连续两年大范围的电力危机在暴露出中国当前电力系统问题的同时，也让煤电机组的建设迎来了一波新的浪潮。这样的变化也引发了担忧。如何理解中国近期煤电装机量的大增？在从计划转向市场的过程中，中国电力系统改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？欧盟能源加速转型背后有哪些因素值得中国借鉴？能源智库Ember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，2022年欧盟煤电占比仍低于 2018 年水平。尽管2022年欧盟的煤电发电量同比增长了6.7%，达到28 TWh，但在欧盟电力结构中，煤电的占比仅提升了1.5%，为16%。与此同时，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（CREA）与ClientEarth发布的最新分析显示，虽然2022年上半年欧洲煤炭使用量有所增加，但自2022年9月以来持续下降，而且去年11月，煤炭和天然气的发电量均处于至少30年来的最低水平。这一数据也得到了Ember报告的印证。CREA和ClientEarth的分析还指出，尽管欧盟决定重启被封存的煤电站，并延长部分即将退役的煤电站的使用寿命，然而受这一决定影响的煤电发电机组只有26个，而且仅在关键时刻作为备用。这些燃煤电站的平均利用率仅为18%。
欧盟煤电并未出现很多人预期中的大幅增长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首先是需求侧对市场化电力价格的主动响应。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之后，推动电力价格飙升，结果就是尽管欧盟各国推出了不同的电费账单补贴政策，大部分欧洲家庭仍然主动减少了能源需求。根据Electricity Map的数据，2022年欧洲的用电量同比下降了4%。其次，欧洲经历了一个相对温暖的冬天，采暖需求减弱使得对包括煤电在内的电力需求不如预期，甚至由于储备过于充沛，欧洲市场的天然气价格最近大幅下探到50欧元/MWh以下，为18个月来的首次。作为比较，天然气价格在去年8月达到峰值，超过300欧元/MWh。第三，以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在过去一年里在欧洲市场快速增长，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对于煤电的需求。2022年，欧盟的太阳能装机量达到41.4GW，同比增长了47%。目前，欧盟的电力结构中，太阳能和风能的占比已经达到22%，超过天然气的20%。此外，水电和核电的占比为32%。根据Ember估计，随着太阳能、风能装机量的加速推进，以及核电、水电逐步恢复正常，2023年欧洲的煤电和燃气发电的发电量可能会大幅下降20%。2022年夏天，欧洲经历了500年一遇的旱情，水电站出力严重受阻；与此同时，法国的核电站由于需要检修维护等原因，也暂时关停了相当数量的发电机组。过去一年推动欧盟可再生能源（尤其是光伏装机量）大增的主要原因是，2022年5月，欧盟委员会提出的“REPower EU”方案。益科双碳中心发布的《欧盟绿色转型政策介绍与影响评估》报告指出，这份方案的目标简单且明确：终结欧盟对俄罗斯化石能源的依赖以及应对气候危机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包括节约能源、多样化能源供应以及加速部署可再生能源在内的三大主要措施。针对加速部署可再生能源这一举措，欧委会提出到2025年倍增欧盟光伏容量，到2030年，将光伏容量扩至600GW；同时推广屋顶光伏计划。此外，还要加快热泵的推进速度，简化清洁能源项目审批流程，发展绿氢产量。最终使得到2030年的时候，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目标由此前的40%进一步提升至45%。加速转型的同时，欧盟的目标也为中国的光伏产业带来了利好。据《中国日报》报道，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，去年，中国光伏产品出口额同比大增80.3%，达到512.5亿美元，其中欧洲是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增速最快、规模最大的地区市场——中国出口欧洲的光伏产品量同比增长了114.9%，出口值占比约46%。这一情况在未来可能延续。上海申能集团碳中和战略发展研究团队负责人程晓鹏告诉中外对话：“国内光伏企业对欧盟出口的增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。首先光伏已经实现平价上网，不再需要太多的政府补贴，随着成本持续下降，市场空间会越来越大，这是一个长期的利好。另外，俄乌战争之后，电价高涨加上欧盟出台的一些新政策，也让投资光伏变得有利可图。”但他同时提醒：“2026年欧盟碳边境税（CBAM）正式实施之后，可能会对国内光伏生产企业造成一定的冲击，因为光伏的硅料生产阶段很耗能，有比较多的碳排放。具体要看到时候的关税情况，以及欧盟本地光伏企业的竞争力。”与欧洲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类似，作为全球风电、光伏生产基地的中国，2022年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也在快速增加。国家能源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指出，2022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.52亿千瓦（152GW），占全国新增装机76.2%，已经成为中国电力新增装机主体，占新增发电量的81%。与这些亮眼数据一同出现的是，过去一年，中国新开工了50GW的煤电装机量，同比增长超过50%。和欧洲类似，中国的举动引来了一些批评和担忧：这可能会削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，中国亦有可能无法实现自己的气候承诺。不过，在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（Asia Social Policy Institute）清洁能源副主任杨木易看来，中国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，依然在大规模上马煤电厂有其现实原因。“作为成熟经济体，欧洲的经济结构已经完成了从工业向了服务业的转型，因此电力需求基本上平稳了。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，电力需求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还在一个相对快速的增长通道上，寄希望于通过短期内建足够多的风、光，同时满足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和现有的电力需求，很困难。”他引用IEA的数据做了一组对比：2015-2020年，中国增长的电力需求（约1900TWh）相当于2020年印度一整年的发电量（1533TWh）。与此同时，尽管中国绿电发展速度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，但是绿电新增的发电量（805TWh）只相当于韩国整年的发电量（606TWh）。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，2021-2022年，中国连续两年经历了大范围的电力危机。保障电力供应的稳定，已经成为了决策者考虑的首要因素。“中国已经两年出现大规模限电，所以上煤电是无奈之下必要的举措。”杨木易说。虽然煤电有新项目上马，但是其在总体的装机和发电量中的占比是在下降的。根据中电联的数据，2022年，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升至49.6%，而煤电占比则下降了2.9个百分点，为43.8%。同时，火电发电量同比仅增长0.9%，占全口径总发电量比重为58.4%，同比下降了1.7%。而且一个值得注意的指标是，煤电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降低了8小时。澎湃新闻指出，随着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占比显著提高，发用电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煤电利用小时下行。“光看中国盖了多少火电厂、新增了多少装机没有太大意义，现在更有意义的是它的容量利用率或者利用小时数。”杨木易表示，“与欧洲情况类似，中国现在新建的煤电厂，很大一部分也是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，当绿电满足不了需求的时候，能够顶上；另外就是为了应对绿电的波动性，保持电网系统的稳定输出。”与可再生能源装机量、发电量相比，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整个电力系统的灵活性是否能够跟得上新能源的发展速度。这就需要改革既有的电力系统，建立更加灵活的电力市场。
与中国相对计划的电力系统相比，欧洲的电力系统市场化程度更高，互联互通性全球领先，这让欧洲电力系统对可再生能源波动性的承受力比较强，同时在遭遇危机时有更多的调整空间。也因此，欧洲电力市场被很多人视为改革参照的模范。
不过，杨木易强调：“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需要时间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尤其电力又是具有政治和社会属性的商品。欧洲自由市场的根基很厚，同时监管也在发挥作用，所以电力市场改革得比较成功。没有相应的社会制度、文化环境这些基础，照搬欧洲经验，成功的可能性不高。市场不是在真空里运行的。”他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电力市场改革中，更多地关注私有化，而没有同步加强监管和市场竞争，结果就是尽管效率提高了，但是提高的效率没有实现任何普惠的意义：这些国家的电费依然很高，电力供应依然不稳定，农村通电率依然很低。即使拥有很强的灵活度，但是在遭遇如俄乌战争这样的黑天鹅事件时，欧洲的电力市场也经历了大规模的震荡——高企的电价令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，许多民众不得不削减生活开支，压缩用电需求，甚至在冬季重新拾柴取暖。这是过去一年，欧盟煤电发电量没有大涨的另一面。《欧盟绿色转型政策介绍与影响评估》的作者之一石毅在接受中外对话采访时表示，欧盟绿色转型的进程之所以没有因为短期的挫折而倒退，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加速能源转型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。“这种社会共识能提高大众对转型所要付出的代价的容忍度，因此即使转型过程中出现挫折，总体的方向也不会动摇，而且欧盟也特别强调在转型过程中对弱势群体的关注。” 石毅说。杨木易认为，中国需要结合自身国情进行改革，而不能完全照搬欧洲的经验，而且中国对于转型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规划（“1+N”政策体系）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“我了解到的情况是，中国已经计划2025年之后对煤电要控容减量，2030年之后要减容减量。现在的方向已经很清楚了。”他说。“不过最终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，不好说。因为能源结构转型背后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变化，没有人能在一开始就做出一个完整的无懈可击的计划，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学习、丰富、改善之前的规划，最终才有可能成功。”他提醒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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